右盗

《路加福音》23:32–43

32 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

33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34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35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

36 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

37 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

38 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有古卷在此有：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

39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40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

41 我们受死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42 就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

43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内化外部性

让私人决策者面对尽可能接近社会边际成本或社会边际收益的价格信号。

也就是把外部性内化（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y）。

外部性类型	市场结果	理论上的首选政策	典型例子
负生产外部性	生产过多	庇古税 / 排污费	污染、碳排放
正生产外部性	生产过少	补贴、研发税收抵免	R&D、技术扩散
负消费外部性	消费过多	消费税、规制	二手烟、酒驾
正消费外部性	消费过少	补贴、免费提供	疫苗、教育
外部性总量重要	排放/使用过多	总量管制+交易	碳交易、污染许可证
损害阈值很陡峭	风险可能不可逆	直接监管/禁令	有毒物质、核安全
当事人少且产权清晰	私人协商不足	明确产权	邻里噪音、用水权
信息不对称型外部性	行为人不知道影响	披露、标签、信息政策	能耗标签
公共品型正外部性	严重供给不足	政府直接提供/采购	基础科研、国防
拥堵型外部性	高峰使用过多	动态拥堵收费	道路、机场时段

庇古税

假设一个工厂生产一件产品：

• 私人成本：100元
• 对周围居民造成污染损失：30元

那么真实的社会成本其实是：

100 + 30 = 130元。

但企业只看到100元，所以会生产过多。

理论上政府对每件商品征收约 30元庇古税（Pigouvian tax），企业就会面对完整社会成本。

负外部性的最优税率原则上是：

最优税 ≈ 社会最优产量处的边际外部损害。

有时候用税，有时候直接禁止

税适合这样的外部性：

不是要求完全消灭，而是要求减少到合理水平。

污染就是典型例子。

把污染降到零通常成本极高，而且社会也不是任何污染都不能容忍。最优状态往往是：

再减少一单位污染的成本 = 再减少这一单位污染所带来的社会收益。

所以经济学家通常喜欢“给污染定价”，而不是简单规定“不能污染”。

但是如果存在巨大、不可逆或者非线性的风险，直接监管可能更好。

例如某化学物质：

• 少量也可能致癌；
• 损害极大；
• 安全阈值明确。

这时不一定适合“交钱就允许污染”，而可能应该设定：

排放上限 / 技术标准 / 直接禁用。

庇古补贴

假设研发一个新技术：

企业投入100亿，但只能赚120亿。

社会因为这个技术得到：

• 其他企业模仿；
• 工程师流动；
• 后续创新；
• 消费者剩余；

总社会收益可能是300亿。

那么：

私人净收益 = 20亿 社会净收益 = 200亿

企业看到20亿，可能认为风险不值得承担，因此社会出现研发不足。

政府可以：

• R&D税收抵免；
• 科研补助；
• 大学科研经费；
• 政府采购；
• 专利保护。

这些其实都是不同方式的：

把一部分正外部性返还给创造它的人。

科斯定理

如果：

• 外部性涉及的人很少；
• 产权明确；
• 交易成本很低；
• 双方容易谈判；

当事人可能自己解决。

例如：楼下酒吧每晚音乐太响，让楼上居民损失1000元。但酒吧把声音降低的成本只有300元。

双方理论上可以谈：

居民给酒吧500元，让它安装隔音设备。

居民获得500元净收益，酒吧也获得200元净收益。因此资源配置得到改善。这就是科斯定理背后的核心思想。

问题是现实中如果变成：

一个工厂污染1000万人，

1000万人几乎不可能分别与企业谈判。交易成本太高，这时候政府介入就更有理由。

行政成本

“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成本，会不会比市场失灵本身更大？”

因为政府也有：

• 信息成本；
• 行政成本；
• 执法成本；
• 寻租；
• 监管俘获；
• 政治激励扭曲；
• 补贴套利。

最优政策是：

最小化

外部性造成的社会损失

• 政策本身造成的扭曲
• 行政与执行成本。

当私人边际成本 = 社会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收益 = 社会边际收益时，私人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一致。

负外部性 → 让制造者承担成本。 正外部性 → 让创造者获得部分社会收益。

右盗

• 右盗首先完成的是对负外部性的承认：“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他不再把自己行为造成的成本推给别人。即承认自己的社会成本并接受责任归属。
• 耶稣则完全不同。按照基督教叙事，他不是内化“自己的负外部性”，因为文本坚持他无罪；他做的是主动承担别人的负外部性。这更像第三方替行为者承担债务或损失。
• 而耶稣产生的大量正外部性——伦理示范、群体互助、慈善规范、共同体凝聚、意义供给等——并不能完全由他本人取得私人回报。因此后世的传颂、崇拜、纪念、教会制度乃至模仿他的行为，可以看成社会对这种正外部性的某种非货币性补贴机制。

对已经死去的耶稣本人，后世声誉显然不能改变他过去的行为；但它可以改变后来人的行为。因此真正被“补贴”的，与其说是耶稣本人，不如说是耶稣式行为。

个体牺牲 → 社会获得正外部性 → 社会赋予该行为极高声誉 → 声誉提高模仿者的私人收益 → 更多人愿意采取类似行为。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选择机制。宗教中的“圣徒”“殉道者”“义人”“功德”等概念，都可以部分从这个角度理解：社会用一种可复制的声誉资本，对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进行跨代补偿。

道德风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基督教必须强调“悔改”。因为如果只有“耶稣替你承担成本”，却没有行为者自身的改变，就会产生非常标准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我的行为成本反正由别人支付，那我为什么不继续作恶？

于是“恩典 + 悔改”这套结构，从机制设计角度看，就可以理解为试图避免“代偿机制”产生道德风险：债务可以被免除，但行为者的偏好、身份和未来行为必须发生改变。

右盗不是单纯获得了一次免费的债务豁免；叙事特意先让他承认并承担归属于自己的责任，然后才出现耶稣的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