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 企业的性质
企业的性质
作者:R. H. 科斯(R. H. Coase)
原载《Economica》,1937年11月
一个需要重新说明的问题
过去,经济理论常常因为未能清楚陈述自身假设而遭受损失。经济学家在建立理论时,往往没有考察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然而,这种考察是必要的:一方面,它可以避免由于不了解理论假设而产生的误解和无谓争论;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学而言,在相互竞争的假设体系之间作出良好判断也极其重要。例如,有人指出,经济学中“企业”一词的用法,可能不同于“普通人”对这个词的使用。既然经济理论似乎有一种趋势,即不再从产业出发,而是从单个企业出发进行分析,那么就更需要给“企业”一词一个清楚的定义;如果经济学中的企业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存在差异,也必须把这种差异说明白。罗宾逊夫人曾说,对经济学中的一组假设,应当提出两个问题:它们是否便于处理?它们是否符合现实世界?她也指出,通常情况下,一组假设易于处理,另一组假设更接近现实;不过,在某些理论分支中,假设也可能同时具备可处理性和现实性。本文希望表明,我们可以得到一种企业定义,它既是现实的,因为它对应于现实世界中人们所谓的企业;又是可处理的,因为它能够借助马歇尔发展出的两种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边际观念和替代观念,以及二者结合形成的“边际替代”观念——来加以分析。当然,我们的定义必须涉及那些能够被精确把握的形式关系。
在寻找企业定义时,先考察经济学家通常如何处理经济系统,会比较方便。阿瑟·萨尔特爵士曾这样描述经济系统:“正常的经济系统自行运转。就其日常运行而言,它不受中央控制,也不需要中央调查。在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范围内,供给通过一种自动、灵活且反应灵敏的过程适应需求,生产也通过这一过程适应消费。”经济学家把经济系统看作由价格机制协调的系统,于是社会不再像一个组织,而更像一个有机体。经济系统“自行运转”,并不意味着个人不进行计划;个人会运用预见能力,并在不同方案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系统中要有秩序,这当然是必然的。但这种理论假定,资源的方向直接取决于价格机制。事实上,人们常常认为,对经济计划的一种反对意见就在于:经济计划只是试图做价格机制已经在做的事情。
然而,萨尔特爵士的描述只给出了经济系统的一幅很不完整的图景。在企业内部,这种描述完全不适用。例如,在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被认为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若要素 A 在 X 处的价格高于在 Y 处的价格,A 就会从 Y 流向 X,直到 X 与 Y 之间的价格差异消失,除非这种差异是在补偿其他方面的差别优势。可是在现实世界中,有许多领域并不遵循这种方式。如果一个工人从 Y 部门调到 X 部门,他并不是因为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而调动,而是因为有人命令他这样做。那些坚持价格机制协调经济的人,实际上忽略了经济系统内部存在一种计划,它不同于前面所说的个人计划,而更接近通常所谓的经济计划。上面的例子在现代经济系统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当然,经济学家并非完全忽视这一事实。马歇尔把组织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引入理论;J. B. 克拉克把协调职能交给企业家;奈特教授则引入了进行协调的管理者。正如 D. H. 罗伯逊所说,我们在“无意识合作的海洋中发现有意识权力的岛屿,就像一桶酪乳中凝结起来的黄油块”。但是,既然通常认为协调可以由价格机制完成,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组织?为什么会存在这些“有意识权力的岛屿”?在企业外部,价格变动引导生产,生产通过市场上的一系列交换交易得到协调;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被取消了,复杂的市场结构和交换交易被企业家—协调者取代,由他来指导生产。显然,这是协调生产的两种替代方式。可是,如果生产能够由价格变动来调节,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那么我们当然有理由追问:为什么还会存在组织?
价格机制被取代的程度当然差异很大。在百货商店中,不同柜台在大楼内的位置分配,可以由管理当局决定,也可以通过对空间的竞争性价格竞标来决定。在兰开夏棉纺业中,织工可以租用动力和厂房空间,并通过赊账取得织机和纱线。不过,各种生产要素的协调通常并不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介入完成的。很明显,纵向一体化的程度,正体现了企业内部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了市场协调。因此,我认为可以把企业的显著标志理解为:价格机制被取代。当然,正如罗宾斯教授指出的,企业仍然“与外部的相对价格和成本网络相联系”;但重要的是弄清这种关系的确切性质。莫里斯·多布先生在讨论亚当·斯密关于资本家的观念时,曾生动描述过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与经济系统中资源配置之间的区别:人们开始看到,比每个工厂或由某个经营者领导的单位内部关系更重要的,是经营者与其直接范围之外的经济世界之间的关系。经营者在每个企业内部忙于劳动分工,并且有意识地计划和组织;但他又同更大范围的经济专业化相联系,而他自己不过是其中一个专业化单位。在这里,他像一个更大有机体中的单个细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意识到自己所履行的更广泛角色。
既然经济学家一方面把价格机制视为协调工具,另一方面又承认“企业家”的协调职能,那么就很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在一种情况下协调由价格机制完成,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由企业家完成?本文的目的,就是弥合经济理论中看似存在的一道裂缝:一种假设认为资源通过价格机制配置,另一种假设则认为这种配置依赖企业家—协调者。我们必须解释,在实践中,人们究竟依据什么在这两种替代方式之间作出选择。国家接管一个产业并对其进行计划时,很容易看出它正在做某种原先由价格机制完成的事情;但通常没有被意识到的是,任何商人在组织其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时,也在做某种本来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的事情。因此,德宾先生回应那些强调经济计划困难的人时说,竞争体制中的商人也必须解决同样的问题,这是有道理的。两种情形的重要区别在于:经济计划是强加给产业的,而企业则是自愿产生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在竞争体制中,存在着一种“最优的计划量”。
企业为什么会出现
我们的任务,是尝试发现企业为什么会在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出现。如果单纯从资源方向的角度看,价格机制之所以可能被取代,也许是因为替代它的关系本身受到偏好。例如,如果有些人更喜欢在别人的指挥下工作,他们就会愿意接受较低报酬以便受某人领导,企业也会由此自然产生。但这似乎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从人们通常强调“做自己的主人”的好处来看,实际存在的倾向恐怕恰恰相反。当然,如果人们的愿望不是被控制,而是控制他人、对他人行使权力,那么他们也许愿意放弃某些东西来指挥别人;也就是说,他们愿意向别人支付高于价格机制下所能获得的报酬,以便能够支配这些人。但这意味着指挥者为了能够指挥而付费,而不是因指挥而获得报酬;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企业也可能因为购买者偏好由企业生产的商品而存在;但即使在那些这类偏好即便存在也应微不足道的影响领域中,现实世界里仍然可以看到企业。因此,必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建立企业之所以有利可图,主要原因似乎在于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即使出现了专门出售这类信息的专家,这种成本可以降低,却不会消失。还必须考虑在市场上谈判和订立契约的成本。在某些市场中,例如农产品交易所,人们设计出一些技术来尽量降低这些契约成本,但它们并未被消除。企业出现后,契约并没有消失,但数量大大减少了。一个生产要素,或者该要素的所有者,不必像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合作时那样,与企业内共同合作的其他要素分别订立一系列契约;这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在这里,理解进入企业内部的生产要素所订立的契约性质非常重要。这种契约规定,生产要素为获得某种报酬——无论固定还是浮动——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契约的本质在于,它只规定企业家权力的界限;在这些界限之内,企业家可以指挥其他生产要素。
使用价格机制还存在其他不利之处,或者说其他成本。有时,人们希望就某种物品或服务的供给订立长期契约。这可能是因为,用一个较长期契约代替若干较短契约,可以避免每次订约都要发生的某些成本;也可能是因为有关人员的风险态度使他们更愿意订立长期契约而非短期契约。然而,由于预测困难,契约期限越长,购买方就越不可能、也越不愿意具体说明另一方应当做什么。对于提供服务或商品的一方来说,采取几种可能行动中的哪一种也许无关紧要;但对购买方来说却并非如此。问题在于,购买方并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希望供应方采取哪一种行动。因此,契约中所写明的,只是供应方被期望行动的范围;至于供应方具体应做什么,并不在契约中预先列明,而是在以后由购买方决定。当资源的方向在契约限度内以这种方式取决于购买方时,就可能形成我称之为“企业”的关系。因此,在短期契约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形中,企业更可能出现。对于服务,尤其是劳动服务,这一点显然比对于商品购买更重要;因为商品的主要项目通常可以事先说明,而以后再决定的细节往往只具有次要意义。
可以把这一部分论证概括为: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种权威——“企业家”——来指挥资源,可以节约某些市场成本。企业家必须以较低成本履行其职能,而且还要考虑到,他可能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取得生产要素;因为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人们总是可以重新回到公开市场。不确定性问题常被认为与企业均衡研究密切相关。没有不确定性,企业似乎不太可能出现。但像奈特教授那样,把支付方式作为企业的显著标志——即由某个人向参与生产的部分人员保证固定收入,而自己取得剩余的、波动的收入——似乎是引入了一个与我们正在考察的问题无关的要点。一个企业家可以把自己的服务以一定金额卖给另一个企业家,同时向他雇用的员工主要或全部支付利润份额。关键问题不在于谁取得固定收入、谁承担剩余收入,而在于资源是否由企业家而不是由价格机制直接指挥。
还应注意,政府或其他具有规制权力的机构,往往会对市场上的交换交易与企业内部组织的同类交易作不同处理。以销售税为例,它显然是对市场交易征税,而不是对在企业内部组织的同样交易征税。既然通过价格机制和通过企业家是两种替代性的“组织”方式,这类规制就会促成一些本来没有存在理由的企业;它会成为企业在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出现的一个原因。当然,如果企业已经存在,销售税这样的措施只会倾向于使企业规模比原本更大。类似地,配额制度以及包含配给含义的价格管制,只要不适用于企业为自身生产这些产品的情形,就会让通过企业内部组织而非市场组织的人获得优势,从而必然鼓励企业成长。不过,很难相信正是这类措施使企业产生;如果企业并非因其他原因而存在,这些措施倒确实可能产生这种结果。
以上这些,就是在专业化交换经济中企业这类组织存在的理由。在这个经济中,人们通常假定资源分配由价格机制“组织”。因此,企业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关系系统:当资源的方向依赖于企业家时,这种关系系统便产生了。上述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即它能够给“企业变大或变小”赋予科学含义。当更多本来可以作为由价格机制协调的交换交易的活动,被企业家组织起来时,企业就变大;当企业家放弃组织这类交易时,企业就变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研究决定企业规模的力量?为什么企业家不把更多交易组织起来?奈特教授曾指出,效率与规模之间的关系,是理论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与工厂层面的关系相比,它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取决于个人特征和历史偶然,而不是可理解的一般原则。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垄断收益的可能性会强烈刺激企业持续而无限扩张;若要维持边界竞争,就必须有某种同样强大的力量,使企业在规模增长时效率下降。奈特教授似乎认为,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无法被科学处理。根据上文发展出的企业概念,我们现在将尝试完成这一任务。
企业规模如何决定
前文指出,企业的引入主要源于市场成本的存在。于是一个恰当的问题是:如果通过组织可以消除某些成本,并且事实上降低生产成本,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市场交易?为什么全部生产不由一个大企业来完成?这里似乎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随着企业变大,企业家职能可能出现报酬递减,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组织额外交易的成本可能上升。必然会达到某一点,在这一点上,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其次,随着被组织的交易增加,企业家可能无法把生产要素配置到其价值最高的用途上,从而造成资源浪费。同样,也会达到某一点,在这一点上,资源浪费造成的损失,等于公开市场交换交易的市场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组织时产生的损失。最后,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可能上升,因为小企业具有的“其他优势”大于大企业。当然,企业停止扩张的实际位置,可能由上述因素的组合决定。前两个原因很可能对应于经济学家所谓“管理的报酬递减”。
可以用一个简化表达来概括企业扩张的边际条件。设 $C_F(q)$ 表示企业在内部组织第 $q$ 笔交易的边际组织成本,$C_M(q)$ 表示通过公开市场完成同一交易的边际市场成本,$C_O(q)$ 表示由另一个企业组织该交易的边际成本,那么企业扩张到某一规模时,边际上的权衡可以写作:
\[C_F(q^\ast)=\min\{C_M(q^\ast),C_O(q^\ast)\}\]这个表达式只是对科斯文字论证的形式化概括:企业会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公开市场交换完成同一交易的成本,或等于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该交易的成本。但如果企业在低于公开市场成本的点上停止扩张,而该点又等于另一个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那么在多数情况下,除了“合并”情形之外,这意味着两个生产者之间仍然存在一笔市场交易,而双方各自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都低于实际市场成本。这个悖论如何化解?举例来说,假设 A 向 B 购买一种产品,而 A 和 B 都能以低于当前市场交易成本的成本组织这笔交易。可以假定,B 并不是只组织一个生产过程或生产阶段,而是组织多个过程。如果 A 想避免这笔市场交易,他就必须接管 B 控制的全部生产过程。除非 A 接管 B 的全部过程,否则他无法消除与 B 之间的市场交易。但我们此前已经假定,随着每个生产者扩张,他会变得效率较低,组织额外交易的追加成本会上升。因此,A 组织原先由 B 组织的交易,其成本很可能高于 B 自己组织这些交易的成本。只有当 A 组织 B 的工作的额外成本,不超过 B 的成本加上公开市场交易成本的差额时,A 才会接管 B 的整个组织。一旦市场交易在经济上变得合算,也就值得以某种方式分割生产,使各企业组织额外交易的成本趋于相同。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定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的交换交易是同质的。事实上,现代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交易再多样不过。这意味着,通过价格机制完成交换交易的成本会有很大差异,在企业内部组织这些交易的成本也同样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即使撇开报酬递减问题,某些交易在企业内部组织的成本,也可能高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交换交易的成本。这必然意味着仍会有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的交换交易存在。但这是否意味着必须存在不止一个企业?显然不是,因为经济系统中所有不直接依赖价格机制来指挥资源的领域,原则上都可以组织在一个企业之内。真正重要的,似乎仍是前面讨论的那些因素;尽管很难判断“管理的报酬递减”和生产要素供给价格上升,哪一个更可能占据主要地位。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会倾向于更大:组织成本越低,并且随着被组织交易增加而上升得越慢;企业家犯错误的可能性越小,并且随着被组织交易增加而错误增加得越少;生产要素供给价格随企业规模扩大而上升得越少。除了不同规模企业所面临的生产要素供给价格差异之外,组织成本和错误造成的损失,似乎还会随着被组织交易在空间分布上的扩大、交易之间差异性的增强以及相关价格变化概率的提高而增加。当一个企业家组织更多交易时,这些交易往往会要么种类不同,要么地点不同。这又提供了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企业越大,效率越可能下降。那些能够使生产要素更接近、减少空间分散的发明,倾向于扩大企业规模;电话、电报这类降低空间组织成本的变化,也倾向于扩大企业规模;一切改进管理技术的变化,都会倾向于扩大企业规模。不过需要注意,多数发明会同时改变组织成本和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发明究竟使企业变大还是变小,取决于它对这两类成本的相对影响。例如,如果电话降低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多于降低组织成本,它就会缩小企业规模。
还可以用历史变化说明这种动态力量。多布在讨论俄国经济发展时提到,随着束缚劳动的消失,工厂作为一种在监工鞭子下组织工作的机构,失去了存在理由,直到动力机器引入后,这种理由才重新恢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从家庭生产制度转向工厂制度,并非纯粹的历史偶然,而是受经济力量制约的。俄国例子表明,既可以从家庭生产制度走向工厂制度,也可以反过来从工厂制度走向家庭生产制度。农奴制的本质在于不允许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必须由某个组织者进行指挥;而当农奴制消失后,价格机制被允许运行。直到机器把工人集中到同一地点,取代价格机制才重新变得合算,企业也由此再次出现。
上文给出的企业定义,还可以用来更精确地说明“合并”和“一体化”。当原先由两个或更多企业家组织的交易,变为由一个企业家组织时,就发生了合并;当这种合并涉及组织原先在企业家之间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时,就成为一体化。企业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一种或两种方式扩张。通常,前者被称为横向一体化,后者被称为纵向一体化。这样一来,整个“竞争产业结构”就可以用普通经济分析技术来处理。
对其他解释的考察
前面研究的问题并非完全被经济学家忽视,因此现在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上文关于企业在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出现的解释,优于其他已有解释。有时人们说,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劳动分工。这是厄舍教授的观点,后来被莫里斯·多布先生采纳并扩展。按照这种看法,企业是“劳动分工日益复杂的结果……这种经济分化的增长创造了一种整合力量的需要,没有这种力量,分化就会陷入混乱;工业形式之所以重要,主要就在于它是分化经济中的整合力量。”对这一论证的回答很明显:分化经济中的“整合力量”已经以价格机制的形式存在。经济科学的一项主要成就,或许正是表明没有理由认为专业化必然导致混乱。因此,多布先生给出的理由不能成立。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一种整合力量——企业家——会替代另一种整合力量——价格机制。
最有意思、也可能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来自奈特教授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奈特设想,在没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完全了解局势,个人在绝对自由且没有串谋的条件下行动,却已经把经济生活组织到当时美国熟悉的程度,包括初级和次级劳动分工、资本使用等。此时,真正需要想象力去理解的,是生产集团或生产单位的内部组织。若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每个人都拥有关于情境的完备知识,就不会有任何类似负责管理或控制生产活动的必要;甚至现实意义上的市场交易也不会存在。原材料和生产服务流向消费者的过程将完全自动化。奈特说,我们可以把这种调整想象为“一个漫长的试验过程,仅靠试错方法完成”;也不必想象每个工人都在某种“预定和谐”中,在正确时间做正确事情。也许仍会有经理、监督者等人来协调个人活动,但这些管理者只是在履行纯粹例行公事的职能,“不承担任何责任”。
奈特接着指出,一旦引入不确定性,即无知的事实以及必须依据意见而非知识行动的必要,这种伊甸园式的情境就完全改变了。在不确定性存在时,实际执行活动意义上的“做事”,变成了生活中次要的部分;首要问题或职能变成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做。这个事实带来了社会组织中两个最重要的特征。首先,商品是为市场生产的,是基于对需求的完全非人格化预测,而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生产者承担预测责任,同时,生产的技术指导和控制也进一步集中到很小一类生产者身上,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职能人物:企业家。当不确定性存在,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的任务压倒执行任务时,生产集团的内部组织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或机械细节;决策和控制职能的集中化成为必要,某种“头部化”过程不可避免。最根本的变化,则是这样一种制度:自信而冒险的人承担风险,或者通过向疑虑而胆怯的人保证特定收入,来为他们提供保险,以换取实际成果的转让。奈特认为,以我们所知的人性来看,一个人若不获得指挥他人工作的权力,就不太可能或不寻常地向另一个人保证后者行动的确定结果;另一方面,第二方若没有这种保证,也不会把自己置于第一方的指挥之下。于是,多重职能专业化的结果,就是产业中的企业和工资制度;它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
这些引文给出了奈特理论的实质:不确定性意味着人们必须预测未来需求,因此出现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指挥其他人的活动,并向这些人支付有保障的工资。这个阶层之所以行动,是因为良好判断通常伴随着对自身判断的信心。然而,奈特教授的观点至少在几个方面容易受到批评。首先,正如他自己也指出的,某些人拥有更好的判断或知识,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通过亲自参与生产来从中获得收入。他们可以出售建议或知识;每个企业都会购买大量顾问服务。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制度,在其中所有建议或知识都被买卖,而有判断力的人并不直接指挥生产,而是通过与生产者订立契约来获利。商人购买未来交货的商品,就是这种情形的例子。这说明,完全可以给予某种有保障的报酬,只要对方完成特定行为,而不必指挥这些行为的执行。奈特说,以我们所知的人性来看,一个人若不获得指挥他人工作的权力,就很难向另一个人保证后者行动的确定结果;这显然不正确。大量工作是承包完成的,也就是说,承包者只要完成某些行为,就能获得一笔保证金额,但这并不涉及任何指挥。它确实意味着相对价格体系发生了变化,生产要素也会有新的安排。至于奈特说“第二方若没有这种保证,就不会把自己置于第一方的指挥之下”,这与我们正在考察的问题无关。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没有不确定性的经济系统中,奈特也认为会有协调者,只不过他们履行例行职能;他又马上补充说,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由谁支付报酬,为什么支付?似乎奈特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给出价格机制为何会被取代的理由。
成本曲线并不能单独决定企业规模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考察,即上述讨论与“企业的成本曲线”这一一般问题有什么关系。有时人们假定,在完全竞争下,如果企业的成本曲线向上倾斜,企业规模就受到限制;而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规模也受到某种限制。可是,一个企业显然可以生产不止一种产品,因此,没有初步理由认为,完全竞争下成本曲线的上升,或者不完全竞争下边际成本并不总是低于边际收益这一事实,就足以限制企业规模。罗宾逊夫人作了只有一个产品被生产的简化假设;但显然,研究一个企业生产多少种产品如何决定,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假定事实上只生产一种产品的理论,都不可能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也许有人会回答,在完全竞争下,既然生产出来的一切都能按现行价格出售,就没有必要生产其他产品。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可能存在某一点,在这一点上,组织一种新产品的交换交易,比继续组织旧产品的更多交换交易成本更低。可以借用冯·杜能的设想来说明:有一个城镇作为消费中心,各产业围绕这个中心呈环状分布。设 A、B、C 表示不同产业。随着一个生产 B 产品的企业扩张,组织更多同类交易的成本会上升,直到某一点,它等于组织距离更近的另一种产品交易的成本。于是,企业从这一点继续扩张时,就会包含不止一种产品,例如同时包含 A 和 C。这个处理显然还不完整,因为位置只是影响组织成本的因素之一;但它足以说明,仅仅证明成本曲线向上转折,并不能给出企业规模的限制。到这里为止,我们只讨论了完全竞争情形;不完全竞争情形似乎更为明显。
要决定企业规模,必须考虑市场成本,也就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以及不同企业家的组织成本;然后才能决定每个企业将生产多少种产品,以及每种产品生产多少。因此,肖夫先生在关于“不完全竞争”的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似乎是罗宾逊夫人的成本曲线工具无法回答的。例如,当郊区需求增加并影响供应者收取的价格时,肖夫问:为什么原有企业不在郊区开设分支机构?如果本文论证正确,这正是罗宾逊夫人的分析工具无法回答的问题。真正相关的因素,是前文提到的市场成本、组织成本以及这些成本随交易种类、空间分布和规模变化而变化的方式。
定义是否符合现实,是否便于分析
现在只剩下一项任务:考察上文发展出的企业概念,是否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概念相吻合。要回答实践中什么构成企业,最好的切入点是考察通常称为“主人与仆人”或“雇主与雇员”的法律关系。这里需要说明,法律上的“雇主与雇员”概念和经济上的企业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因为企业可能不仅意味着对他人劳动的控制,也意味着对他人财产的控制。不过,这两个概念足够接近,因此考察法律概念有助于评价经济概念的价值。
这种法律关系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仆人必须负有向主人本人或代表主人向他人提供个人服务的义务;主人必须有权控制仆人的工作,无论是亲自控制,还是通过另一个仆人或代理人控制。正是这种控制权或干预权,即有权告诉仆人在服务时间内何时工作、何时不工作,以及做什么工作、如何做工作,构成了这种关系的主导特征,并把仆人与独立承包人,或仅仅向雇主提供劳动成果的人区分开来。在后一种情况下,承包人或服务提供者在做工作或完成服务时,并不受雇主控制;他必须自行安排和管理工作,以达成自己承诺实现的结果。由此可见,指挥这一事实,正是“雇主与雇员”法律概念的核心,也同样是上文发展出的经济概念的核心。巴特教授还指出,区分代理人与仆人的,并不是是否存在固定工资,或是否只按成交额支付佣金,而是代理人在履行其受托事务时拥有的自由程度。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本文给出的定义,与现实世界中人们所理解的企业非常接近。这个定义是现实的。那么,它是否便于处理?答案应当已经很清楚。当我们考察企业会有多大时,边际主义原则可以顺利发挥作用。问题始终是:把一笔额外的交换交易纳入组织权威之下,是否合算?在边际上,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将等于另一个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或者等于把该交易留给价格机制“组织”所涉及的成本。商人会不断试验,时而控制更多,时而控制更少,均衡便以这种方式维持。这给出了静态分析中的均衡位置。但在动态分析中,引起变化的因素同样重要;考察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和一般市场成本,就能够解释企业为什么变大或变小。由此,我们得到了一种移动均衡理论。
上述分析似乎还澄清了主动性或企业精神与管理之间的关系。主动性意味着预测,并通过订立新契约在价格机制中发挥作用;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则只是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重新安排其控制下的生产要素。现实中,商人通常把这两种职能结合在一起,这显然是前面讨论的市场成本所导致的结果。最后,这一分析也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说明“企业家的边际产品”是什么意思。不过,若展开这一点,就会使我们偏离本文相对简单的任务:定义与澄清。
